1、于北：对，突然就庸俗化了，包括有些评论说，写的很好但是是一本网络小说，其实我是很不认同的。当时刚接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敬畏的感觉，但是现在阅读量或者信息接受的越来越多，确实会对很多东西有一个去媚的过程。

2、转眼到了“文革”时期，我无事可干，但又不甘寂寞，便研究鲁迅，同时偷偷地帮吴则虞先生编《中国佛教思想文选》。明知当时此类书不可能出版，但权当是一种学习吧!再后来，毛泽东提出，要学点哲学史，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中华书局因此找人写一本《王阳明》，找来找去，找不到人，许多学者都不肯写，最后找到了我。我欣然接受这一任务。书很快写成，也很快出版，很快就在国内售罄，并且送到日本展览。

3、在这之后，正赶上他们医院分配新楼房，我告诉他们：“用你的病来说事，让你能不能先挑。”后来他向医院打了申请报告，优先挑房，院里也顺利批下来。接着，我帮他家挑选了一处适合他们全家(以他为主)命局的住宅，又在其宅内，把他命里五行不足或者五行太过之处，给以用调候处理来补救，用物品颜色，床头方位，摆设方法，并告知他本人一些绝密的方法，他都一一照做。

4、小鲫鱼是你们共同的爱豆

5、西风往东吹

6、心若一动，泪便倾城

7、民国史之外 (彻底死心的网名繁体字)。

8、街尾、接吻

9、一个女人压抑的哭声，那是层层棉织物捂嘴后的声音。连续不断，深深地。应该是盲女人。

10、我对改良派的研究一直断断续续。1996年，我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读到了那里收藏的康梁未刊信件，其中有一通梁启超函札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经研究那封信反映出辛亥革命时康有为曾企图联合满族亲贵推翻袁世凯内阁，控制中央政权。

11、政治斗争有时以赤裸裸的形式浮现于世人面前，有时则深藏于铁幕之后，当一个历史学家能钩沉索隐，探幽解密，将深藏于铁幕之后的政治斗争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时，我想，那一定是很愉快的。

12、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

13、一世倾城丶繁华已去(彻底死心的网名繁体字)。

14、请写上投稿人名字

15、书巧小时候家境并不好，可妈妈是当她是公主来养的。总是想着法儿，用巧手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妈妈有天生的审美，最大的能耐就是会“仿”，而且恰到好处的加上自己的创意。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和那些牌子货有很多相像，但会找出最廉价的办法达到效果。所以，书巧在学校虽然学习不起眼，但过得很有信心。她常常伴着妈妈踩踏缝纫机的声音入睡，她觉得自己像活在童话里，早上睁开眼，搭配美美的衣服鞋子已摆在床头，香喷喷的早餐已摆上桌。妈妈像只小蜜蜂一般操持家里一切。爱美的妈妈唯一在改造爸爸的穿着上是失败的。爸爸总爱穿不戴领章帽徽的军装，春夏秋冬，天天如此。原来是从上到下都是军品，后来在妈妈的强烈抗议下变成上衣或者裤子，总之能从身上找出一件军绿色的衣服，这些品种和年代不一的军装都是到一些来路模糊的军需商店买的。爸爸最爱穿绿色的作训布夹克，起了毛边颜色泛白也不舍得换掉。她知道爸爸当过兵，但那是她出生之前的事。爸爸转业后分到一家企业保卫科，好多年前企业就倒闭了。每月领几百块补助，就再没其他收入。后来，爸爸的一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战友给找了份烟草公司稽查队工作，虽说属于编外，但爸爸干的特卖力。妈妈说爸爸尤其喜欢和公安局的一起干些蹲守打击的危险营生，根本无视她的担忧。书巧估计爸爸把那里当成了第二个战场。后来情况似乎变得越来越糟。因为针对爸爸的举报越来越多，让稽查队和公司不胜烦扰。原来是爸爸对查到的不法分子下手太狠，那股狠劲是把人往死里整，早已超过职责范围，拉都拉不住。再加上他的异常举动也更加频繁，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吓人，公司也就不再顾念那位战友的面子，把爸爸辞了。后来……不行，跑偏了，还是继续想小时候。书巧告诫自己。

16、在历史研究中，我喜欢做专题研究，写专题论文，因为这一形式易于撇开浮言赘语，直奔肯綮，解析疑难，推动学术前进。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我历年所写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厘分为《晚清史事》《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与战后中国》《哲人与文士》等5卷出版，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则厘分为《孙中山与民初政局》等7卷出版。2015年9月，中国发展出版社略作增订，出版《杨天石评说中国近代史》，仍为7卷。

17、 关于阅读 

18、“文革”期间，师大一附中一度被强制改名为“南新华街中学”。1974年10月，我突然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组的一封信，说明他们正在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有一份资料，题为《南社资料》，附有该资料的详细提纲，请求我提出意见。我从1958年起就研究南社，后来编注《近代诗选》，写作《南社研究》，下过几年功夫。我对提纲提了很多意见。过了不多几天，民国史研究组再次来信，约我到所面谈。10月31日我应约前往，接待我的是《南社资料》的编者王晶篧同志，我又提了不少意见。11月4日，王晶篧邀我参加协作。协作是当时民国史研究组的一种对外合作方式，不调动人事关系，不减少在原单位的工作负担，没有劳务报酬，属于“义工”性质。我当时教两个班的语文，每周12课时，还兼班主任，但能够参加近代史的科研工作，还是很乐意的。

19、我之所以思想负担日益沉重，一是因为家庭成分为地主，一是因为大学时期被批判，毕业鉴定很糟糕。鉴于多年来我的调动均未成功，我害怕近代史研究所的人事干部一看档案，还是不敢要、不想要。想来想去，越想越怕，越紧张。有时，几乎想大叫大吼几声，家人都担心我发疯。这时，我想到了好友陈漱渝调进鲁迅研究室的故事。陈原是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因为父亲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1949年之前赴台，是台军军官。由于这一原因，他在南开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的女八中教书，工作很出色，评先进却评不上。女八中的校舍是当年鲁迅教过书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原址，我便建议陈以《鲁迅和女师大学生运动》为题写本书，他把书写成了，出版了。有一年，毛泽东批示成立鲁迅研究室，有关方面要调陈进室。陈担心因父亲的历史受阻，就主动找有关领导说清楚，有关领导不以为意，照原计划调进，很快成为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我决定仿效陈的做法，先向李新说清楚，能调就调，不调我也就从此死心了。

20、除了写书、写论文之外，我有时喜欢写点小文章，就某些历史事件、人物、现象，或议论，或叙事，或考证，颇得纵横挥洒之乐。此类文章约一百余篇，已结集为《横生斜长集》，1998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17年，我为东方出版社主编《名家读史笔记》丛书，已出邵燕祥、陈丹晨、王学泰三种，现拟改名《名家小文丛书》，继续出版。

21、2015年，重庆出版社准备再版《蒋氏秘档和蒋介石真相》一书，我为了以2002年被攻击时的原貌示人，决定除改正个别错字外，不做其他更动。其后，出版社送审再次获得有关部门批准、通过，并于同年11月出版。

22、我的历史追求

23、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迅速占有半壁江山，但是，孙中山很快让位于袁世凯，轰轰烈烈的一场革命的成果很快落于旁人之手。为什么？旧说大都照搬领袖人物的政治结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我认为，这是政治分析而不是历史分析，因此，陆续写了《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等文，揭示出孙中山本有进军北京、彻底推翻清朝政府的宏愿，但由于财政拮据、借贷无门、内外交困，不得不忍痛议和，从而使革命半途而废。

24、最愚蠢莫过于手贱去看影响情绪的东西

25、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了，既然救不了自己的命。又没有那个能力，多少次想到去死。当我萌发这个念头时，自己身上还背着几十万的债务，孩子还正在上大学，父母还健在，还没有尽孝道。

26、(作者：赵玉平)

27、或者多熬点时间

28、我自幼功课不错。1952年，初中升高中，无锡全市学生统考，7门功课，全市在600分以上者6人，我是其中之一。最高分618分，我的分数是60进入无锡市第一中学后，我的文科、理科均优，被认为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拿过学校的奖状。中学毕业，我选择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校第一次采用五年学制，第一次完全按成绩高低录取。入学后，系里有一批东德和朝鲜等国的留学生，要选派成绩好的学生当辅导员，帮助他们学习，我被选为系里的总负责人。头两年考试，学苏联，采取5级分制，我是班里的全优生，各门功课都是5分。当时，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值很高，立志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一叠卡片。不过，我的理想很快被批判为“白专”道路，加之我对“反右运动”有看法，不认为北大揪出来的大批右派都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不会义愤填膺、张眉瞪目地斗右派。尽管我努力紧跟，努力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向党交心，积极配合北大团委举办“杨天石个人主义思想展览”，但始终被认为是“白旗”。毕业鉴定有云:“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甚至说我“一贯和党的方针对立”等等。毕业分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虽然要人很多，但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那所学校，位于南苑机场西边的五爱屯，是利用解放军捐款、借了小学的几排房子，匆匆忙忙办起来的。名义上是中专，实际上是轮训郊区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学习时间最长半年，最短一个月。一年半后，学校奉命下马，我被北京师大一附中选去做语文教师。

29、红色文学史出版后，受到广泛赞扬。1958年9月27日，《光明日报》专门发了社论《出版工作的新方向》。陆平校长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发言，大赞我们这个年级，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对古典文学贯彻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初步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云云。1959年，风向转为“纠偏”，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文革”中自杀)在会上提起去年我曾反对将李商隐打为“反现实主义作家”的旧事，不过，这一次我已被调到近代文学组，负责撰写黄遵宪和南社等近代作家。这一版，除了论述较前平实外，篇幅扩展到了四卷，字数达120万字，封面也从红色改为黄色，被称为黄皮本《中国文学史》。1959年11月，全国、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康生给我们年级写信，说是去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评你们的书“这也不行，那也不好”，现在修订本出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你们的攻击将“不攻自破”。转眼到了1960年，中苏两党论战，批判修正主义，上面派人到北大调查学术批判摇摆不定的情况，有位后来到中央当了大领导的负责人问我:像李商隐这样给妓女写诗的作家有什么可以肯定的?我当时虽然已经选择李商隐做专题研究对象，对这位作家有了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但面对责问，只能无言。

30、就这样，简捷明快，我这个没有受过历史专业训练的中学语文教师成了国务院交办项目《中华民国史》的编写组成员。

31、我的学术之路

32、0不如笑着放手

33、 在阅读日记的同时，我结合多年来在美国、日本以及在台北、香港、南京等地收集的大量资料，对日记进行分析、解读。2008年，这些成果的第一部分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为题在大陆和香港分别结集出版，该书迅速受到海内外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注意和好评。深圳的一家报纸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评委一致评之为当年“十大好书”中的第一本，接着沈阳《商报》也将之评为“十大好书”。但是，深圳的评选结果在公布前就奉命做了改动，沈阳的评选虽未撤销却决定不宣传。直到第二年，该书才被中国图书评论家协会及全国31家媒体联合评定为“十大图书”，经有关机构认定，公布并作了宣传。与此同时，该书获“香港书奖”。2010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二集出版，该书在广东省委主办的南方读书节中获“2010年最受观众关注的历史著作奖”。2014年6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三集《还原13个历史真相》出版，很快被《亚洲周刊》评选为当年“十大好书”。2017年10月，第四集由香港三联书店首先出版。

34、投 稿 邮 箱：zslwxxgx@1com

35、我从不知道顺其自然有多自然，

36、背疼得睡不着，书巧找出止疼药，最后两粒，倒在嘴里。扔在纸篓里的空药盒上赫然写着：盐酸曲马多胶囊。

37、封城第62天。也是我的记录的第60篇，说是终篇也可以吧。

38、哼╮那份自作多情的假感情

39、女人看着刘书巧扬了扬疏淡的眉毛，眼神挖人。刘书巧不喜欢和陌生人搭讪。尤其不喜欢这个看着张牙舞爪的女人。凌乱地点下头的功夫，那个声音又在耳边炸起：“看你是个讲究人，别像其他人似的尽不干漂亮事。”她猛地在刘书巧面前举起夸张弯成花形的手指，一脸嫌恶地晃了晃。是一个用过的避孕套。刘书巧脸腾得热起来，躲闪不及地低下头。“喏，这个给你拿着，洗澡后记得清理。”天知道这个女人从哪里变出几个一次性手套。

40、荼寒：其实每当这样的事件一发生，大家都会想起这本书，想起林奕含，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本身的魅力所在。

41、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戊戌政变中的重要事件。对此，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记载。多年来，人们相信梁启超，怀疑袁世凯，结果陷入迷宫。许多问题磗格难通，矛盾而不可解。我经过考证，认为袁世凯的《戊戌纪略》虽有掩饰，但所述基本可信，因此，政变史上长期聚讼不休的若干问题已经可以廓清迷雾，还其本相。

42、 1958年，我升入大学三年级。学校里搞教育革命，学生批判老师，拔白旗，树红旗。中文系的名教授除少数被视为“红旗”者外，其他如王力、吴组缃、林庚、王瑶等，无人幸免。我写过一篇批判林庚教授“盛唐气象”的文章，《孕育了陈子昂的是上升发展的时代高潮吗》最初发表在学生自办的油印刊物《革新》上，后来被选到《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不久，我们班的班长提倡自己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在学术领域插上“红旗”，对此我十分积极，立即表示支持，联名贴出大字报。此议迅速得到年级大多数同学响应。五十多个学生放弃暑假，用三十五天时间突击写出77万字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立即加班排印。这便是那曾经名盛一时的北大中文系1955级的红色《中国文学史》。现在看起来，这部书粗陋、粗暴，“左”得很，其名声完全是适应政治形势需要哄抬起来的。

43、告诉自己╮别再傻了

44、20世纪60年代和50年代一样，中国政坛云翻雨覆，文坛也跟着波澜迭起。《南社》一直未能付印。“文革”前夜，排板被拆，而《黄遵宪》的书稿虽然写完，但也只能压在我的抽屉里。这两本书，是“文革”结束后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分别出版的。《黄遵宪》收入陈旭麓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丛书》，他给了比较高的评价，认为是《丛书》中写得比较理想的一本。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旧友朱维铮也来函称赞，大意说是有关史料被整理得井井有条。陈旭麓教授本来要将《南社》也收入他的《中国近代史丛书》的，但中华书局不放，遂仍由该局出版。

45、北大的“白专”典型，分派培训拖拉机手，转调中学教书

46、策划出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47、我们都是在夜里崩溃过的俗人

48、各位灵友，请奋不孤身地向我投稿吧

49、心微微发凉

50、最近有很多朋友给我私信 我每一条都认认真真的回复了 可能回复的晚一点 但是我一直会在

51、胡适是民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大家，研究民国史，不可能不涉及胡适。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胡适的社会关系，先后发表过《胡适与国民党的一段纠纷》《胡适与钱玄同》《胡适与杨杏佛》《胡适与陈光甫》《胡适与柳亚子》等文，它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勾勒出胡适的性格与面貌。

52、我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最初集中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日蒋谈判。《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开端》、《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三文研究全面抗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开端与发展。《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蒋介石对孔祥熙某和活动的阻遏》、《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桐工作’辨析——真真假假的日中特务战》等文揭示日蒋间多次秘密谈判的内幕。除了阐述还隐藏在重重历史帷幕中的情节、过程外，我力图揭示在这些虚虚实实、风云诡谲的谈判后面所隐藏的复杂目的。我认为，这些谈判，都由日方主动，蒋介石或拒绝，或制止，或主动刹车，并不如人们多年来所理解的反映出蒋介石对抗战的动摇，更多反映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对日和对汪精卫的一种斗争策略，蒋介石的抗日还是积极的、坚定的。对蒋在抗战中的作用，早在1943年1月，毛泽东就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评之为“有功劳”。胡绳主编、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则称他“为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53、其间，确实有过几个单位要调我。刚到师大一附中报到，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编辑部就要调我去当编辑，我当然乐意。有一段时期，个人档案已经送到编辑部了，但不久师大一附中又将档案要了回去。1963年，我在《新建设》第9期发表《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一文，全面和哲学史、思想史大家侯外庐、嵇文甫、吕振羽、杨荣国等学者唱反调。他们认为是唯物主义，我则认为是唯心主义;他们认为富于人民性和异端色彩，我则认为是奴隶道德的鼓吹者。文章发表前，编辑部送请侯外庐先生审阅，侯先生认为文章是讲道理的，同意发表。当时，侯先生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领导思想史研究室，侯先生竟决定调我到该室工作。此外据说《诗刊》编辑部需要一位懂旧体诗词格律的编辑，我也曾是候选人。这些调动，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但不知什么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形成了一个观念:调动是组织上的事，个人不得参与。因此，从来不向师大一附中领导申请调动。我自己不开口，自然也都调不成。然而，我都认为是由于我家庭成分不好、大学时的档案又不好，因此调不成。那是个突出政治的年代，谁愿意收纳我这样被北大“扫地出门”的“垃圾”呢!

54、殚精竭虑的恨不能把自己剖开给你看

55、当疫情与恐慌同步蔓延时，真的只有封城才是最佳选择吗？

56、“碎了吗？”

57、下面是这首诗：

58、孙中山与黄兴的矛盾表现于中华革命党时期。我曾根据日本外务省所藏档案及宫崎滔天家藏资料写成《“真革命党员”抨击黄兴等人的一份传单》《跋钟鼎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书》《何天炯与孙中山》《邓恢宇与宫崎滔天夫妇》等文，揭示了孙、黄在反袁斗争中形成的分歧和发展，补充了前人所不知的若干史实。

59、嘉宾简介

60、北京西客站三站台。一辆列车刚刚停稳，带着跑了一路的风尘，刚歇下脚，踹粗气的声音似乎还未消退。各个车厢的门已迫不及待地打开，仔细整理了仪容的乘务员小姐已光鲜笔直地站在车门下，淡然地目视着即将滚入这座城市的人流，很快被淹没。

61、在写作《中华民国史》的同时，我还写了几百篇各种各样的文章。其中，有40篇编为《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历史学方面的论文集。第二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了繁体字版。该书获北京93版优秀学术著作奖及国家教委所属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1998年，我将多年来访问美、日等国，搜寻史料所写成的论文、札记60余篇，编为《海外访史录》，于1998年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我将研究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档案写成的文章26篇编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交上述同一出版社出版。这一年，该社还出版了我研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论文集《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该书收文43篇。此后，我即主持编写五卷本《中国国民党史》。其中，由杨奎松执笔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长达76万字，已于2008年出版。

62、嘉宾简介

63、表哥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十三四岁，不读书能干什么呢？进厂别人也不敢要。没事干就在家瞎混，时间长了就在外面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跟着他们混社会。学抽烟，吸du，还自称是什么帮派，还留着长头发，不男不女的。

64、金圣叹那些见解独到、语言独特的批评文字，也会让读者耳目一新。他所提出的人物"性格"说，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他们不仅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史的新局面，也使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批评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些古典名著的精髓和魅力。

65、有意思的是，我的蒋介石研究在受到大陆少数“左派”人士攻击的同时，还受到台湾和海外极右派的批判。2014年10月，台北博大出版社出版《最后的侮辱》一书，副题虽称《中共学者阅读〈蒋介石日记〉文章点评》，全书十余万字，而实际“点评”的却只有我一人。该书指责我对蒋介石“进行再侮辱与再否定”，“假肯定和大否定”，“公正地丑化蒋介石”，“恶化、妖魔化、流氓化”，“蓄意污蔑”，“永恒污蔑”，“包藏祸心”，是“阴险学术行为”，“真不知人间还有没有‘羞耻’二字了”等等。我很希望近年来热衷批判我的蒋介石研究的几位朋友，把这本书找来读一读，想一想。

66、我父亲和母亲是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我在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赶上了文革，学业荒废了，每天就知道唱歌跳舞，也到农村参加各种劳动。68年复课闹革命被大波哄去上了中学。在学校里我是一个活跃分子，因为父母是老革命，我们家是红五类，在学校担任了宣传队长。中学期间也没有好好参加文化课学习，别人上课我参加唱歌跳舞，组织参加各种文艺演出活动。

67、我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后，除继续完成我所承担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章节外，又参与修订第一编上下两册全书，负责修改、重写《武昌起义》等部分。自1982年起，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主编并主撰该书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后改为第六卷)。依靠了几位年轻合作者的共同努力，该书出版后颇蒙国内外学界好评。

68、我自幼功课不错。1952年，初中升高中，无锡全市学生统考，7门功课，全市在600分以上者6人，我是其中之一。最高分618分，我的分数是60进入无锡市第一中学后，我的文科、理科均优，被认为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拿过学校的奖状。中学毕业，我选择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校第一次采用五年学制，第一次完全按成绩高低录取。入学后，系里有一批东德和朝鲜等国的留学生，要选派成绩好的学生当辅导员，帮助他们学习，我被选为系里的总负责人。头两年考试，学苏联，采取5级分制，我是班里的全优生，各门功课都是5分。当时，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值很高，立志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一叠卡片。不过，我的理想很快被批判为“白专”道路，加之我对“反右运动”有看法，不认为北大揪出来的大批右派都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不会义愤填膺、张眉瞪目地斗右派。尽管我努力紧跟，努力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向党交心，积极配合北大团委举办“杨天石个人主义思想展览”，但始终被认为是“白旗”。毕业鉴定有云:“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甚至说我“一贯和党的方针对立”等等。毕业分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虽然要人很多，但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那所学校，位于南苑机场西边的五爱屯，是利用解放军捐款、借了小学的几排房子，匆匆忙忙办起来的。名义上是中专，实际上是轮训郊区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学习时间最长半年，最短一个月。一年半后，学校奉命下马，我被北京师大一附中选去做语文教师。

69、北大的“白专”典型，分派培训拖拉机手，转调中学教书